2019-1《十月》·世界文学期刊概览（选读②）︱黄燎宇：从民族英雄到个人英雄——漫谈德国的文学期刊

黄燎宇，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主任、德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德语现当代文学和德国问题研究，并致力于中德文化交流。著有《托马斯·曼》和《思想者的语言》，主编过《以启蒙的名义》《托马斯·曼散文》等；译著有《雷曼先生》《批评家之死》《恋爱中的男人》《第十三章》《童贞女之子》《寻找死亡的男人》《艺术社会史》等等。获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鲁迅文学翻译奖以及“2016书业年度评选社科翻译奖”。

从民族英雄到个人英雄

——漫谈德国的文学期刊

黄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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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德语文学在19世纪经历了几十年低谷，其标志就是既无文学大师也无文学批评大师的出现，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情况就逐渐发生变化。随着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和世纪之交的各种现代流派的兴起，德国文学迎来第二个发展高峰，涌现出一批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文学批评也进入繁荣期。

在形形色色的现代派文学刊物兴起之前，有一份杂志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1874年由作家兼记者罗登贝格创办、由佩歇尔兄弟出版社发行的《德意志周报》。这是一份文学和学术刊物，对当时的文学、文化和政治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被称为“最成功的杂志之一”。尤其重要的是，它是诗意现实主义作家的发表阵地，冯塔纳、施笃姆、保罗·海泽以及瑞士小说家凯勒和康拉德·斐迪南·迈耶都在这里首发其作品。中短篇小说家保罗·海泽还是19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今天的读者很难看出他的作品如何体现诺奖水准。《德意志周报》的撰稿人中间也有一些重量级学者，如中世纪和罗曼语文学研究权威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德意志周报》的鼎盛期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其生命却延续到联邦德国。1964年才停刊。

《社会》

以批判姿态步入文学舞台的自然主义作家非常重视其宣传阵地，创办了多种文学刊物，其中有三份刊物尤为重要：米夏埃尔·格奥尔格·康拉德在慕尼黑创办的《社会》（1885—1901）是影响最大的自然主义文学刊物，它尤其对保罗·海泽所代表的诗意现实主义文学提出了尖锐批评，提倡直面社会的现实主义写作；批评家哈尔特兄弟创办的《批评交锋》（1882—1884）几乎全部由兄弟俩自行撰稿，他们向昔日的狂飙突进运动看齐，主张自然和真挚地表达情感，反对诗意现实主义的肤浅及其模仿倾向和娱乐倾向。

由批评家奥托·伯拉姆和出版商萨缪尔·费舍尔1890年在柏林创办的《现代生活的自由舞台》，是与慕尼黑派相对的柏林派自然主义作家的发表阵地。该刊1893年改名为《新德意志周报》，1904年更名为《新周报》。这份旨在为自然主义作家提供阵地的周刊，创刊不久便采取了开放的、海纳百川的姿态，刊发各类文学新作和书评，成为威廉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最重要的文学论坛，同时也是德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刊物。它不仅发表过穆齐尔、德布林、托马斯·曼等现代德语文学大师的作品，不仅拥有一个包括批评霸主凯尔评论团队，而且是出版界的一棵常青树：时至今日，《新周报》依然在著名的费舍尔出版社发行。即便在欧洲范围内，它也是最古老的文化杂志之一。

《艺术之页》

《艺术之页》（插图）

当自然主义文学蓬勃兴起的时候，唯美派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针锋相对地创办了《艺术之页》（1892—1919）杂志。被称为审美原教旨主义创始人的格奥尔格，不仅坚持艺术至上或者说为艺术而艺术，而且蔑视大众和社会，把曲高和寡化为办刊原则。该刊通过会员制来限制读者范围，创刊号就在封面明确声明：“本刊面向一个封闭的、限于会员邀请范围的读者群”。因此，创刊号的印数仅为二百份，开头几期也只能在柏林、维也纳、巴黎的三家指定书店发售。这为数不多的读者一一登记注册，最后还形成了由世界各地的小众读者构成的“《艺术之页》读者圈”。这个圈子也是“格奥尔格艺术圈”的摇篮。“格奥尔格艺术圈”是德国文学史的一个神话。在这个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小团体里，格奥尔格终日被一群绝对仰慕和爱戴他的英俊少年所簇拥，大师和门徒露面的时候也常常是古代桂冠诗人的打扮。

以反民族主义、反资产阶级、反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激进姿态走上历史舞台的表现主义者，创办了不少文若其人、影响甚大的期刊。瓦尔登创办的《狂飙》（1910—1932）是最有影响的表现主义杂志。该刊群星闪烁，除了德布林、亨利希·曼、马克斯·布罗德、卡尔·克劳斯、埃尔莎·拉斯克-许勒等德奥知名作家，一些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重要作家也加入撰稿团队，如阿纳托尔·法朗士、克努特·哈姆森、塞尔玛·拉格洛夫，等等。其刊名也被频频模仿和借用，如“狂飙剧院”（1918）、“狂飙画廊”（1912）、“狂飙诗歌晚会”。科科什卡和康定斯基等大牌艺术家还在“狂飙艺术学校”（1916）授过课。

由普芬费尔特创办的《行动》（1911—1932）是表现主义的又一重要刊物。该刊致力于传播左派的理想，包括国际主义理想，并试图影响有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嫌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该刊持反战、反军国主义立场，有意发表描写战场恐怖的战地书。

由施瓦巴赫创办的《白页》（1913—1920）则鲜明地体现了表现主义的青春特色。其创刊号就明确宣布自己是《新周报》的对立面：“正如《新周报》是老一代的喉舌，《白页》应该表达年轻一代的心声。”《白页》信仰和平主义，并努力促进民族和解。该刊在一战期间还刊发过敌对国作者的文章。

世纪之交的德国，期刊如雨后春笋，报业更是欣欣向荣。有人对柏林的报业做过这样的描述：“1900年，仅在柏林一地就有五十种报纸，总发行量为五十万份，而且几乎每种报刊都有文学专栏。1913年，柏林报刊的总发行量增加到一百万份，二十年代末增加到二百五十万份。早上有《福斯报》（发行量为75，000份）、《柏林晨邮报》（发行量为660，000份）、《柏林日报》（发行量为220，000份），中午有《柏林午间报》（发行量为155，000份）；晚上有《8点钟晚报》（发行量为91，000份）和《速度报》（发行量为112，000份）。此外，各类周报业也拥有众多的读者，如发行量为一百六十万份的《柏林画报》。”报刊的繁荣，带来了批评的繁荣，批评家的数量也达到令人咋舌的地步。1929年，当穆齐尔的剧本《空想家》在维也纳的一个偏僻的剧场举行首演的时候，居然有两百多个批评家到场。这是批评的大众化时代，也是批评的英雄化时代。从1900年到1933年，德、奥地区的批评家可谓群雄并起，而最有影响力的是三位犹太裔批评家。他们是：凯尔，克劳斯，图霍尔斯基。

阿尔弗雷德·凯尔的自画像

1867年生于布雷斯劳（今波兰的弗洛茨瓦夫）的阿尔弗雷德·凯尔，是多种文学报刊的评论主笔，其中包括《潘神》《布雷斯劳报》《德意志周报》和《新周报》，以及1872至1939年间德国的第一大报《柏林日报》的文学栏目。凯尔主要写戏剧评论，偶尔也评论诗歌和小说。他是一位天才的批评家，二十出头就在《文学杂志》展露才华。他也是史上最狂妄的批评家。他不仅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成为第四大文学体裁，不仅认为批评家应该和作家平起平坐，他甚至认为批评家技高一筹才正常，才合乎逻辑。“如果我们不是更好的艺术家，艺术家凭什么尊重我们？”这是他的名言。他还说：“剧作家把一个想法变成一个剧本。作家把它变成一篇文章。我把它变成一句话”。毫无疑问，在凯尔身上，文学批评的艺术化可谓登峰造极。他对自己的写作目的也直言不讳：“写评论是为了什么？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公众，不是为了评论对象。”他还深信他的评论比他所评论的作品更加不朽。

凯尔的文笔华丽、俏皮而又一针见血。他令作家和戏剧家们感到畏惧，但很受公众喜欢，是路人皆知的“摩西旗下的文学教皇”。这里说的摩西，是指出版商鲁道夫·摩西，《柏林日报》的创办人。凯尔的巨大声望止于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的书被列入纳粹公布的第一批焚书书单，他也属于第一批被褫夺德国国籍的犹太人。随后他流亡英国。

晚年的凯尔，常常拿自己的高寿来炫耀或者调侃。他的一句名言就是：“人终将一死，但死法未知，也许我死于中风。”1948年，他在汉堡的一家剧院看演出时果真中风。为了摆脱中风带来的巨大痛苦，他果断地服用大剂量的安眠药，由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77年，德国书业交易协会设立阿尔弗雷德·凯尔奖。凯尔的名字可谓永垂不朽。但他依然是争议人物。当代著名剧作家罗尔夫·霍赫胡特就愤然曰：“他在活着和死去的作家身上寄生了整整六十年！”

《火炬》（Die Fackel）创刊号

1874年生于奥匈帝国波希米亚地区的卡尔·克劳斯，其毕生事业与《火炬》杂志（1899—1936）紧密相连。这是一份堪称孤本的杂志。该杂志由克劳斯本人创办，发行量为三万册，一共出了九百二十二期。除了头两年，他自己是杂志的唯一撰稿人。他在《火炬》杂志一方面发表自己的作品，主要是他的五幕悲剧《人类的末日》，这部鸿篇巨制和《火炬》杂志就算他毕生之作。另一方面，《火炬》杂志是他针砭时弊的阵地。他所看见的一大时弊，就是语言的堕落。所以，他反对套话，反对一切的假大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当德国媒体吹嘘德军的行军囊里可以没有剃须刀、但不能没有《圣经》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时候，他用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戳破了这语言的泡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共才印刷了多少本？纳粹上台后，他在剧本中大谈一个“诗哲民族”如何变成了“夭折民族”。茨威格称他为“毒舌大师”，他也因此树敌无数，包括弗洛伊德、施尼茨勒，还有他的同行冤家凯尔。凯尔对这位孤胆英雄也有一个绝妙的评论：“卡尔·克劳斯的背后没有一个宗教或者一个体系或者一个党派做后盾，卡尔·克劳斯的后盾总是卡尔·克劳斯，也只有卡尔·克劳斯。他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是一个单人教会，他一人身兼上帝、教皇和追随这一信仰的福音派教士和组织。”马克斯·布罗德则认为，克劳斯的成功秘诀就是“澎湃的激情加无聊的文字游戏”，奥地利小说家安东·库则骂他是“查拉图斯特拉的猴子”。

不过，克劳斯也是一个粉丝无数的语言天才、语言明星。犹太裔英国德语作家、1981年的诺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在其自传《耳中火炬》回忆了昔日在维也纳听克劳斯朗读的场面。他写道：“听过他朗读的，不再想进剧院。和他相比，剧院索然无味。他一个人就是一出完整的戏，但却更好看。这个世界奇迹，这个怪物，这个天才，他有一个平淡无奇的姓名：卡尔·克劳斯”。卡内蒂本人也是克劳斯的粉丝。他的自传取名《耳中火炬》就是为了向克劳斯的不朽杂志致敬。在因斯布鲁克出版的表现主义杂志《布伦纳》（1910—1954）同样通过刊名向克劳斯表示敬意。布伦纳（Brenner）既指意、奥交界布伦纳山口，也有高举火炬的意思。

克劳斯于1936年死于维也纳。

图霍尔斯基

《世界舞台》

1890年生于柏林的图霍尔斯基，年纪轻轻就已展露批评才华。十七岁的他，已在讽刺画报《调皮鬼》（1872—1932）杂志发表了讽刺德皇威廉二世的文章。他是公认的二十世纪的海涅，有着海涅式的犀利和俏皮。早年曾给多份报刊撰稿，如《福斯报》和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他的批评生涯则与《世界舞台》周刊（原名《戏剧舞台》）息息相关。

《世界舞台》由戏剧评论家齐格弗里德·雅各布松创办。1926年，雅各布松去世，杂志由图霍尔斯基接管。由于想专心写作，他就把主编职位移交给和平主义者、左翼作家卡尔·封·奥西茨基。图霍尔斯基是一个多产的、精力极其旺盛的批评家。在其批评生涯中，他一共发表了三千篇文章，其中一千六百篇发表在《世界舞台》。既有文论，又有政论。他一共有四个笔名。

作为文学批评家，他一共评论了五百部文学作品。他在《世界舞台》开辟了一个题为“床头柜上”的文学栏目，每期都发表两到三篇评论文章。对于文学，他充满激情。他说过：“你要么读一个女人，要么拥抱一本书”，所以他无意，“充当文学小教皇”。他对两位现代派文学大师——卡夫卡和乔伊斯——的评论也传为佳话。他属于最早发现卡夫卡的批评家，早在1913年就高调赞其《观察》。卡夫卡的《审判》出来后，又被他誉为“这些年来最恐怖、也最有冲击力的书”。他对乔伊斯则很不感冒，直言“《尤利西斯》有长篇累牍的枯燥描写”，他还把《尤利西斯》比喻为化学家李比希发明的浓缩肉汁，意思是：“没法吃，但还是可以拿来做各种肉汤。”

1936年12月，因服用过量的安眠药，图霍尔斯基在瑞典戈德堡去世。他生前为自己想好的墓志铭是：“这里安息着一颗金子一样的心，还有一副铁嘴钢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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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上台给德国的文学批评带来灭顶之灾。这里所说的，不是大批知识分子流亡海外给德国文化造成的巨大损失，而是指纳粹对批评事业所持的否定态度或者说纳粹式的批评的批评对批评事业所造成的严重损害。纳粹德国提倡正能量，反对负能量。对于纳粹德国，艺术批评就是负能量，就是犹太人的发明。所以，他们要排除批评，保护艺术。纳粹的一个常见的论调就是：“过去一百五十年的伟大艺术成就不是艺术批评的结果，而是克服批评的结果”；1936年5月1日，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郑重承诺，要保证“让一个天才毁灭以证明批评家有理”的现象不再出现。同年12月27日，他签发了《关于重新塑造德国艺术生活的公告》，宣告用“艺术报告”（Kunstbericht）取代“艺术批评”（Kunstkritik），用“艺术报告撰写人”（Kunstschriftleiter）取代“批评家”（Kunstkritiker）。随后，“艺术批评家”销声匿迹，“艺术观赏者”（Kunstbetrachter）或者“艺术服务生”（Kunstdiener）出现。纳粹“纯洁”语言和思想的目标得以实现。文学批评更是纳粹首先清除的对象。其意识形态总管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早就说过：“新德国在知识界的敌人已撤回其据点，他们的据点之一，就是文学批评。”

纳粹在批评问题上的咬文嚼字倒是比较耐人寻味。德文的Kritik，译成中文，既可以是“分析”和“评论”，也可以是“批评”和“批判”。康德的三部划时代著作——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Kritik der Urteilskraft——已经约定俗成地译为《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值得一提的是，梁志学先生在翻译费希特的Versuch einer Kritik aller Offenbarung的时候果断弃用“批判”，选择了“分析”，所以，费希特这本书没有译成《对一切天启批判的尝试》，而是《试析一切天启》。梁老先生做出这一决定，则是因为对“文革”期间的大批判有着痛苦的回忆。由此造成的一个遗憾，就是费希特与康德的思想渊源在中文语境中被屏蔽了。据梁老讲述，这本书其实是青年费希特给他所仰慕的康德老师的见面礼，其良苦用心恰恰体现在书名：老师，您写了三大《批判》，学生也写一个《批判》，但只是粗浅的尝试。

1933年之后，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一些流亡海外的德国作家和批评家依然努力创办自己的报刊。在纳粹德国遭禁的《世界舞台》和《日记》杂志分别在布拉格和巴黎复活，取名《新世界舞台》和《新日记》。在莫斯科，有两份重要的流亡文学刊物：一个是文学月刊《发言》（1936—1939），由布莱希特、福伊希特万格、布雷德尔主编，一个是《国际文学》（1939—1945），由诗人贝希尔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奇负责。贝希尔后来担任民主德国的首任文化部长和文联主席，还撰写了民主德国的国歌歌词。在阿姆斯特丹，托马斯·曼的长子克劳斯·曼创办了《集合》月刊（1933—1935）。此外，德国流亡者还在巴黎创办了德文版的《巴黎日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是唯一一份向德国流亡者出版的日报。该报覆盖面广，影响力大，撰稿人形形色色。几年间，该报发表了六百五十篇书评，涉及七百五十本文学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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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社

赖希-拉尼茨基

说起联邦德国的文学和批评，有两个关键词不可或缺。一个是47社，一个是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

47社

47社（1947—1967）是一个文学批评论坛，也是联邦德国乃至战后德语文学的摇篮。联邦德国战后一代重要作家几乎全都在此脱颖而出，如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西格弗里德·伦茨、马丁·瓦尔泽。战后德语文学的几部传世之作也在47社初次亮相，如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如保罗·策兰的诗歌《死亡赋格曲》。

47社的聚会一开始是春秋两季一次，1956年起变为每年一次。47社还颁发由众人无记名投票产生的47社文学奖。参加47社活动的，都是初出茅庐或者岌岌无名的文学青年。在47社首秀的德语作家，共计二百多人。

47社是一个非常奇葩的文学批评论坛。上场朗诵其新作的作家，都必须在一言九鼎的社长汉斯·维尔纳·里希特身旁的一张椅子上就座，这张椅子则被戏称为实施极刑的“电椅”。朗诵环节紧跟着评论环节。朗诵者在讨论环节只能洗耳恭听，不许发言，不许为自己辩护，更不能进行反驳，不管他人的批判言论多么荒唐、多么刺耳。这是里希特立下的规矩，雷打不动。里希特的德文是Richter，意思是“法官”。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里希特。因此，文学新人在47社的亮相，总是始于朗诵会，终于批斗会。唯一的区别，在于早期的47社是群众批斗会，后来逐渐变为由坐在前排的几位批评大腕儿把持。他们是：瓦尔特·赫勒雷尔、瓦尔特·延斯、汉斯·迈耶、约阿希姆·恺撒、赖希-拉尼茨基。可以说，47社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文学批评形式：口头集体批评。

神奇如47社，其诞生过程却和一份文学杂志有着直接的关联。1946年8月，作家阿尔弗雷德·安德施在尚属美占区的慕尼黑创办了题为《呼声：年轻一代的独立刊物》的半月刊，由里希特担任主编。该刊影响甚大。其创刊号的发行量为三万五千册，发行不到半年，销量就飙升至七万册。但是，由于该刊政治立场偏左，还对占领当局持批判立场，1947年4月被美军查封。随后，安德施专心文学创作，里希特则心有不甘，开始筹办《天蝎星座》杂志，还出版了试刊号。1947年9月6至7日，里希特邀请17位作家和批评家在慕尼黑附近召开编辑部会议，而这次聚会就成了47社的首场活动。因此，如果说47社是一个奇迹，它也是由美军的一纸禁令造成的奇迹。

赖希-拉尼茨基漫画

赖希-拉尼茨基，是联邦德国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文学批评家，人称文学教皇。有民调显示，98%的德国人知道他的名字；他走在汉堡的街上，曾有被出租司机认出来的经历。有一位作家称，德国的作家，无论男女，全都梦见过他，另一位作家则效仿笛卡儿的句式写道：他评故我在。就是说，有他的评论，作家才存在。这些说法都不无道理。众所周知，得到赖希-拉尼茨基赞赏的，图书销量自然飙升；被他损毁的，销量依然可观，因为人们会感到好奇。最大的不幸，就是遭遇他的漠视和沉默。的确，从1958年移居联邦德国到2013年去世，这位犹太裔波兰人（由于母亲是德国犹太人，他从小接受德语教育）在德国文坛风光了五十年，也称霸了五十年。

赖希-拉尼茨基的威望，一方面源于他为文学的普及和推广所做的贡献。作为批评家，他占据了非常理想的批评阵地。他到德国的第一年就为德国第一大报《法兰克福汇报》撰写文学评论。随后他移师汉堡，做堪称47社机关报的《时代周刊》文学部主任。1973年，他返回《法兰克福汇报》，主持文学部栏目长达十五年。在此期间，《法兰克福汇报》加大了文学评论的力度，评论的作品从七十年代末的一千五百本书增加到八十年代末的两千本。与此同时，他启动了两个大型的文学评论项目。一个名为“每周一首诗”，一个名为“重读昔日的长篇”。“每周一首诗”发动行家撰写诗歌评论，然后刊登在周六的版面，最后以《法兰克福文集》为题结集出版。截至2016年，《法兰克福文集》已出版三十九卷，所评论的德语诗歌超过一千五百首，歌德诗歌就有一百二十五首。“重读昔日的长篇”请作家和学者围绕“小说何用？”这一核心话题，对20世纪上半叶的德语长篇进行评论。该项目持续了十年。

1988年，赖希-拉尼茨基在德国电视二台开创书评节目《文学四重奏》，由他和另外三个批评家对新书进行议论和点评。其中，他是红花，其他人是绿叶。《文学四重奏》总是在周日下午播出，收看人数高达七十到八十万，最多的时候达到一百五十万。节目对图书市场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有一本印数为五千册的新书，因为上了《文学四重奏》，最终卖出了十一万五千册。

赖希-拉尼茨基还有两项业绩可圈可点。一是在奥地利克拉根福举行的英格博格·巴赫曼文学节，他是文学节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英格博格·巴赫曼奖的评奖核心人物。该奖是当代德语文学中最有分量的奖项之一。他的另一伟业，是在编纂了多卷本的《德语文学杰作选读》。该读本分门别类，在2002至2006年间先后出了长篇小说卷、中短篇小说卷、戏剧卷、随笔卷、诗歌卷。这是让文学经典走向大众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一言蔽之，赖希-拉尼茨基的最大功绩，在于——这是美因茨科学和文学院授予他威廉·海因泽奖章时所下的结论——“把文学变为了一桩公共事业”。

本文作者黄燎宇教授与马丁·瓦尔泽

赖希-拉尼茨基成为文学教皇的又一原因，在于他的语言天赋或者说表演天赋。他不仅擅长修辞和反讽，而且擅长叙事或者说自我导演。他始终高举启蒙的大旗，坚持走群众路线，强调文学批评首先服务于大众，服务于普通读者。他不期望成为作家的朋友，他很喜欢引用歌德的名言：“打死他，这条狗，他是一个评论家！”因此，他顺理成章地扮演起古罗马时代的保民官，在评论中总是巧妙地营造出他率领众人向作家兴师问罪的场景。保民官向作家提的问题可谓万变不离其宗：你为什么辜负文学对你的期望？辜负众人对你的期望？跟在修辞性设问之后，往往是一个大快人心的环节：鞭笞作家。而他的皮鞭，就是他那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同时又犀利凶狠的语言。1976年3月27日，他在《法兰克福汇报》宣布瓦尔泽刚刚出版的小说《爱的彼岸》在“文学的彼岸”，告诉读者这本书“不值得读，哪怕就一章、就一页……为他好，同时也为了我们自己，希望这本书尽早被人遗忘”。赖希-拉尼茨基不喜欢的作家，几乎全是这种待遇。作家们灰头土脸，几近崩溃，读者和观众却是非常地开心。由此，赖希-拉尼茨基创造了一个奇迹：他让文学批评兼具神圣性和娱乐性，让原本具有从属性和服务性的文学批评喧宾夺主，实现了独立。读者和观众的关注点随之从批评的客体转向了批评的主体。

德文版《批评家之死》

《批评家之死》，黄燎宇译

有压迫就有反抗。面对批评霸主，作家们自然要反击，自然要做批评的批评。瓦尔泽出手后，却被裁定为防卫过当。他不仅在报社采访时说：“每一个受到这种待遇的作家都可以对他说：赖希-拉尼茨基先生，在你我的关系中，我是犹太人”，他还写了影射小说《批评家之死》，对文学教皇进行讽刺和解构：你以启蒙的名义讨伐荷尔德林，你们启蒙主义者看得懂荷尔德林吗？你煞有介事地做起了保民官，你不就为了得到阵阵笑声、阵阵掌声吗？……《批评家之死》尚未发表就在联邦德国引起一场前所未有的舆论风波，让学界、政界和普通读者都卷入其中，瓦尔泽本人被推到舆论的风头浪尖，一度考虑是否需要移民。这场风波的始作俑者，则是本应提前刊载小说节选的《法兰克福汇报》，因为其文学部主任发表了一篇讨瓦檄文，声称瓦尔泽反犹。

2013年9月18日，赖希-拉尼茨基与世长辞。包括联邦总统、黑森州州长、德国犹太协会副主席在内的几百个社会政要、社会名流出席了在法兰克福中央公墓为他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联邦总理默克尔高调发表评论：“我们失去了一位文学之友，但同样失去一位民主之友，自由之友。我会思念这个激情澎湃而又才华横溢的人。”这位非同凡响的批评家，死后享受了最高殊荣。

相映成趣的，是经历了《批评家之死》风波的瓦尔泽，似乎也声望不减。2007年，德国权威的政治学杂志《西塞罗》按其社会影响力对500个德国的知识界精英进行大排名，瓦尔泽排列第二，仅次于德裔罗马教皇本笃十六；2009年，瓦尔泽在魏玛朗诵新作《恋爱中的男人》的时候，联邦总统赶赴现场聆听朗诵，随后还设宴款待参加朗诵会的嘉宾。如今，九十一岁的瓦尔泽依然笔耕不辍，一年写一本书。

如此尊重和厚待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是否只有诗哲民族才能做到？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大百科全书 外国文学 I》“德国文学报刊”词条（范大灿撰写），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2年

范大灿主编：《德国文学史》（五卷），译林出版社，2006年

https://de.wikipedia.org/wiki/Liste_deutschsprachiger_Literaturzeitschriften 

Fritz Schlawe: Literarische Zeit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1910-1933. Metzler Verlag. Stuttgart 1972

Stefan Neuhaus: Literaturkritik. Eine Einführung. 2004. Mit 8 Abbildungen. Göttingen 2004.

Thomas Anz und Rainer Baasner (Hrsg.): Literaturkritik. Geschichte-Theorie-Praxis. München 2004

Marcel Reich-Ranicki: Die Anwälte der Literatur. München 1994

Marcel Reich-Ranicki: Lauter Verrisse. Mit einem einleitenden Essay. München 2000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kritik (1730-1980). Mit Beiträgen von Klaus L. Berghahn, Russell A. Berman, Peter Uwe Hohendahl, Jochen Schulte-Sasse und Bernhard Zimmermann. Herausgegeben von Peter Uwe Hohendahl. Stuttgart 1985

Helmut Plessner: Die verspätete Nation: über die politische Verführbarkeit bürgerlichen Geistes. Frankfurt am Main 1998.

Brendan Simms und Benjamin Zeeb: Europa am Abgrund. Plädoyer für dei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Europa. Verlag C.H.Beck. München 2016.

Dieter Borchmeyer: Was ist deutsch? Die Suche einer Nation nach sich selbst. Rowohlt Berlin Verlag, Berlin 2017

《十月》，2019年第1期，目录

长篇小说

云中记…………阿来

国际期刊论坛

从民族英雄到个人英雄…………黄燎宇

短篇小说

九案…………石舒清

蛇行入草…………赵雨

思想者说

裂缝与阴影…………北野

散　文

涟源行…………谭谈　胡学文　徐可 等

中国科协 中国作协主办

科技工作者纪事

超越欧姆定律…………宇舒

译　界

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高兴 译

诗　歌

心的时辰…………扶桑

摇篮与长夜…………风言

她…………纸未央

何晓坤的诗…………何晓坤

育邦的诗…………育邦

春天正在生发…………金黄的老虎

艺　术

封面　白影-线　之一［局部］（布面综合材料，钢板）…………周力

封二 书法…………马识途

封面设计　赵平宇

篇名题字　石舒清

▼悦-读